1981年以来我国农业投资的变动分析

和“十一五”期间的需求预测

秦  富

一、农业投资总量的变动分析

本文中的农业投资总量被定义为政府财政资金、金融信贷资金和社会民间资金三者的总和（即为国内投资，不含利用外资）。政府财政资金即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金融信贷资金在1989年以前为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农业贷款，1989年以后（含1989年）为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社会民间资金主要是农户对农业的生产经营投资，农业企业的投资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而未纳入其中。

在1981年到2003年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我国农业投资总量基本上呈现一种增长势头。但从年度增长率看则表现出较大的波动变化，特别是1983年，成为一个显著的异常点。背后的主要原因是，1982年中央发布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1983年初再次发布“一号文件”，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地位。从而，调动起广大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大量的农户投资带动了农业总投资的迅猛增长。在“八五”期间，农业投资年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虽然相对减小，但呈现出下降趋势。到“九五”头一年，投资年增长率呈恢复性增长，但随后又陷入徘徊，并且在1997年达到这20余年的最低值，直到2000年才有所好转。

图1是以1978年为基期，剔除物价因素后我国的农业实际投资量和年增长率。可以看到，实际农业投资在绝对量上虽然也呈增长趋势，但波动较名义投资量更多，因为名义投资量的增长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物价上涨所引起的。较为典型的例子便是1992和1993年的实际增长率，在扣除物价影响后，“八五”期间的投资增长率由名义上的先升后降变为实际的直线下降。但“十五”前三年的实际增长率都超过了13%，也超过了过去20年来9.55%的平均增长率，表现出较好的增长势头。

图1  我国农业实际年投资量及增长率

二、农业投资来源结构的变动分析

图2显示了我国农业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格局。在我国的农业总投资中，政府财政资金的比重最小，从1983年至今，长期在10%左右徘徊，其中1988~1997年的10年间所占比重更小，1993年低至5.8%。1989年以前，社会民间投资一直是最大的资金来源渠道，占了投资总量一半以上的份额。1989年，由于金融统计口径调整，农业贷款随金融机构数目的增加而大幅上涨，从而提高了其比重份额，成为最大的资金来源渠道。不过，“八五”末年，金融信贷资金的减少，社会民间资金的增加，又使得后者的比重再次超过前者。直到“九五”后期，金融信贷资金的大量增加，才使得其份额再次位居首位。

图2  我国农业投资总量来源结构

（一）政府财政资金

在扣除物价因素后，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资多年都处于低水平增长状态。在1981~1996年期间，财政对农业的实际投资额一直未突破200亿元。“六五”期间，财政实际投资额的绝对量增加仅20亿；“七五”期间增加更少，还不到13亿；“八五”则基本停止增长；直到“九五”后期，农业财政支出才有了显著的增长。

从农业财政投资的实际增长率看，波动频繁无长期规律可寻。“六五”期间实际增长率呈倒U字型，到“七五”又扭转成正V字型，“八五”就变为直线下降趋势，“九五” 则变为W型。大落之后有大起，其波动频繁可见一般。1998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财政农业投资增长率异常增高，达54.7%，实际投资额在长期低水平徘徊后有显著的量的突破，由1997年的200亿元猛增到300亿元。直接原因是：1997年罕见的全国范围的特大洪水，充分暴露出农业投资的多年欠账问题。国家随后在1998年加大农业投资力度，其中仅基建投资一项就由1997年的159.8亿元增加到460.7亿元（名义值）。

表1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   单位：亿元，%

另外，在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中，地方财政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表1表明，在占国家财政支农支出60%以上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事业费中，中央政府所占比重长期停留在10%左右的水平上，地方政府则承担了超过自己财力水平之上的支农任务。中央和地方财政这种大比例的资金负担比重，不仅超过了两者财政收入比重（中央和地方大体是5︰5），也超过了财政支出比重（中央和地方大体是3︰7）。

（二）金融信贷资金

农业贷款的波动更多地受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金融系统未进行商业化改革前，国家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受国家计划调控，扮演了“第二财政”的作用。因此，几乎整个80年代农业贷款基本呈现一种缓慢增长的势头。

1989年，出于形势变化的需要，金融统计口径把更多的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纳入其中。随着机构统计数目的增加，该年统计的农业贷款相应猛增。除国家银行和农村合作社外的其他金融机构，正成为农业贷款的重要来源渠道。从1989年到“八五”计划前三年，农业贷款都呈稳步递增趋势，到1994年才出现大幅度的缩减。

1994年是我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达到顶峰的一年。为此中央采取宏观调控措施，连续两年压缩银根，各项贷款收紧，农业贷款也不例外。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农业贷款也呈恢复性增长。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使得当年农业贷款大幅减少。随着国内外整体经济形势的好转，农业贷款在近年又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

（三）社会民间资金

与前两项资金来源相比，社会民间资金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年度增长率上，波动幅度都相对较小。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农户投资变动反应较慢。但是，农户投资仍受政策的重大影响。像1983年农户投资的大幅上升就是政策作用的结果。同样，1984年后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再次恶化以及土地产权问题的提出，农民对农业投资的热情明显降低，农业投资呈现极不稳定态势。1985年农户实际投资减少近150亿，实际增长率为-19.02%，是这20余年的最低值。1998年和1999年是开始新一轮土地承包的起始年，农业投资分别下降了4.32%和3.93%。2000年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农户对农业的投资又显著增加。2001年比2000年绝对数增加112.4亿元，增幅达8.1%。可见，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是农户农业投资的晴雨表，对农户农业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1981年以来我国农业投资特点总结

1、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密切相关。

农业投资的增长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1981~2000年，农业投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9.55%，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大体处于这一水平。而国民经济的波动同样也伴随着农业投资的波动。1993年、1994年经济过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成为农业投资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2、农业投资波动频繁且地位下降。

农业投资一时的低潮必孕育着下一次的投资高潮。引发高潮的可能是政策因素，也可能是市场或自然风险。而高潮的过去，便又是一个低潮的出现。我国农业投资增减的随意性较强，无明显规律可寻。并且，伴随着这种波动的是农业投资地位的下降，主要表现在：（1）财政支农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从1981年的9.68%下降到2003年的7.12%；（2）农业信贷占全国各项贷款资金的比重很小，并且从“六五”期间平均7%的水平降到“九五”的5%左右。

3、财政投资以地方政府为主。

仍以前述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事业费支出为例，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担比例大致在1︰9。考虑到地方财政供养人员较多，剔除事业费一项，余下的农业支出中，地方所占比重更高达95%。另外，在中央财政10%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事业费中，又有超过70%的资金用于人员工资，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涨。

4、金融信贷资金逐渐成为农业投资来源主渠道。

农业投资的低收益、高风险和长周期，与信贷资金所追求的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目标恰恰相反。这使得投向农业领域的金融资金非常有限。但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今天，农业资金来源日益丰富、多元化，这有限的信用资金正逐渐成为农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特别重要的是，除国有银行和信用社之外的其他各类金融机构，正成为信贷生力军，丰富了农业贷款的来源渠道。

5、社会民间资金受政策影响显著。

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我国农户由于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综合实力不强，对市场信息的把握和反应还不够充分，其投资行为更多地是受政府政策影响。政府对粮价的调控、“一号文件”、土地承包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每一次政策的变动，都明显地引发农户投资的变动。

四、“十一五”期间农业投资总量和结构预测

在预测中，所有指标变量都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剔除物价影响，因此所有预测值也都是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的实际值。在数据的时间选择方面，考察期选定在1981~2003年，预测期定在2004~2010年。

（一）农业投资总量预测

影响农业投资的因素有很多，但本文主要目的是预测，重点不在因素分析方面，因此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简化的模型，通过选取具有综合性、代表性的影响因素，预测出农业投资的预测值。而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指标，既囊括了农业内部影响因素，又包含了农业外部影响因素。当年的GDP是一年内各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对未来农业投资都会产生影响，因而可以选择GDP作为预测模型的唯一自变量。

首先要获得自变量GDP的预测值。本研究采用了两种方法。

方法一：用1981~2003年实际GDP年增长率预测，理由是，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当年GDP总是以过去GDP为基础进行延续。1981~2003年间实际GDP的年增长率为9.28%，由此预测2004~2010年的GDP值。

方法二：用1981~2003年实际GDP数据建立时间序列ARMA模型预测2004~2010年实际GDP。该方法预测出的GDP值考虑了波动因素。

然后对农业投资总量和GDP进行回归（模型考虑了当年GDP对农业投资影响的滞后效应），预测结果见表2所示。可以看出，两种方法预测的各年农业投资总量很接近。

表2  预测的2004~2010年农业投资总量  单位：亿元

（二）农业投资来源结构预测

财政资金预测。通过经验分析，影响政府农业财政投资最重要的指标可以确定为国家财政总收入。对财政收入变量建立时间序列模型，预测出2004~2010年各年的财政总收入，然后预测农业财政资金总量。

信贷资金预测。根据经验判断，全国存款总额可以算作影响农业贷款的主要因素。通过对存款总额建立时间序列模型，预测出各年的存款总额，然后得到2004~2010年各年的农业贷款预测值。

农户资金预测。微观层面上影响农户投资的因素很多，出于预测而非进行因素分析，本文选择农户收入作为最主要的解释变量。考虑到总收入与农户投资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模型最终确定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建立时间序列模型，预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然后得到各年农户投资的预测值。

表3  2004~2010年农业投资结构预测   单位：亿元

表3是农业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和农户投资的预测值。根据上表数据，预计“十一五”期间，政府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比重将上升，而农户自身对农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减少，金融信贷资金以超过50%的份额继续保持最大投资来源的地位。

这一趋势预测也与经验判断大致吻合。随着国民经济增长、国家财力充实，政府对农业投资必将增加，特别是“绿箱”领域，大量有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设施、科学研究教育与推广、生态建设等项目都需要政府投资。在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农户虽然会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但与庞大的公共投资相比，比重将会下降。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市场不断改革深化，信用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大量的金融资本会参加到中国农业由传统小农生产转向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进程中来。

表3最后一栏是将结构预测中的农业财政资金总量、农业贷款总量和农户投资总量进行加总得到的农业投资总量预测值。与表2比较，用三种方法预测出的“十一五”期间农业投资总量的结果是十分接近的。由此可以判断，本研究对“十一五”期间农业投资总量和结构的预测有一定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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