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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地区父母外出就业 对子女辍学的影响
吕开宇 金 莲
包括农村人口的教育和健康在内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消除长期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意义重大。与贫困作斗争要优先考虑扩大获取初级教育的机会。在一个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最初阶段,教育的效率并不是取决于那些针对于提高认知能力的因素,而是那些可以提高上学率的因素。没有比较高的入学率和稳定的在校率,儿童就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教育以实现大多数国家基础教育的计划目标。因此,在基础教育的实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为了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研究儿童入学和辍学的影响因素就更为迫切。 本项研究利用甘肃省儿童和家庭调查的基础教育调查数据,该数据采用四阶段(省抽县、县抽乡、乡抽村、村抽儿童)分级随机抽样方法,在2000年和2004年,分别对2000名9~12岁(2000年时)儿童生活的家庭、村庄、学校以及伙伴进行调查产生。本文将简单分析所调查的不发达地区学龄儿童的辍学现状和原因,分析父母外出从事非农劳动对子女辍学产生的影响。 一、辍学、留级现状及其原因初探 通过对甘肃省调查地区农村学龄儿童辍学和留级现状的分析,从总体上看,学生辍学率在不同年级之间呈倒U型变化,初中和高中的辍学率要高于小学,但高中二、三年级的辍学率又低于初中和高中一年级(图1)。这种特征可能与下述事实有关:伴随学生长大,其成为家庭或劳动力市场新劳动力的概率增加,但家庭对大学教育投资回报率的预期远高于初中和小学,因而家庭中一旦有子女就读高中,无论子女还是家长都可能愿意投资“跳龙门”。
图1 2004年调查地区农村学生辍学情况
在性别上,初中女生辍学率比男生稍低,但小学和高中要比男生高。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女孩所在家庭的孩子数相对比较多,伴随孩子人数增加,家庭经济条件对教育的约束增加,当孩子读完初中后,父母认为子女教育已经达到预期程度,如需辍学更有可能让女孩辍学而不是让男孩辍学。
图2 2004年调查地区农村学生留级情况 从农村学生留级率看,不同年级之间大体呈U型变化,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留级率最低,女孩在初中三年级前的留级率稍低于男孩,但此后则稍高于男孩(图2)。与辍学率变化基本相反,伴随年级增加,学生留级情况变少。高三的留级率上升,从另一侧面佐证了上面“跳龙门”的观点,即父母和子女都愿意在高三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费用。在性别上,女孩在高中前可能比男孩更能静心学习,因而表现为较低的留学率,这与我们经验相符。 从表1所示的对2000名儿童家庭跟踪调查发现,尽管2000年只有12户出现儿童辍学现象,但到2004年有155户存在儿童停学或辍学现象,辍学发生率从2000年的0.60%上升到2004年的8.13%。 前面已提到农村儿童辍学和留级现象的部分原因,但对问卷结果进行直接统计分析表明(表1),虽然家庭“经济困难”与辍学儿童“自己不愿意”、“学习困难”等排在影响儿童辍学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之列,但2004年与2000年比,经济收入因素对辍学的影响力正被儿童自身对学习兴趣的减弱和不良学习成绩等非收入因素所替代,学习成绩差以及儿童学习兴趣的下降对辍学的影响程度成为目前儿童辍学的最主要原因。村干部和母亲们的回答证明了这点。 表1 村干部和母亲回答儿童辍学原因的百分比
是哪些因素使得孩子学习兴趣减退和学习成绩下降,最终导致儿童辍学呢?学生的学习意愿直接受到学校、社区、家庭、伙伴等的影响,无论是寻找学习成绩下降的原因还是探索学习兴趣下降的因素,关键是要看学校、社区、家庭和伙伴等因素是否有所变化。 从表1看到,在村干部和辍学儿童的母亲看来,学校质量并非是儿童辍学的关键因素,仅有6%~8%的村干部认为学校质量差影响着孩子辍学,母亲们认为学校质量影响儿童辍学的比例从2000年的15.8%下降到2004年的5.1%。如果将到学校的距离看成是与学校质量密切相关的变量,表1还能间接证明学校质量有改善的趋势。 从现实经验看,农村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劳动,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将影响到农村社区关系和家庭结构。由于村干部和母亲们对儿童辍学原因的回答中没有涉及社区和儿童伙伴的直接选项,我们只能从家庭信息中推断获取间接信息。虽然村干部和孩子母亲对于涉及家庭信息的两个选项“需要在家干活”和“花那么多钱不值得”变化方向相反,但除“学习困难”“自己不愿意”外,将其他各种因素看作是辍学原因的母亲人数比例均呈下降趋势,因此,辍学母亲很可能把影响孩子成绩和兴趣的很多其他因素归于成绩和兴趣本身,结果就忽视了家庭本身对孩子辍学影响的判断。事实上,在2000年和2004年前后,无论对于村干部还是对于辍学儿童的母亲,“需要在家干活”对辍学影响的重要性仍居于第4位。因此,研究家庭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可能是我们发现辍学原因的一个最佳切入点。 二、父母外出非农就业与儿童辍学 甘肃省农村家庭近年来的最大变化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劳动,而且离家外出人数越来越多。家庭劳动力外出打工弱化了家庭对儿童教育的约束作用,增强了对儿童辍学的影响。 从甘肃省总体来看,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从1995年的7.5%上升到2004年的36.2%,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6.7%上升到2004年的20.3%。这表明,像甘肃这样的不发达地区,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劳动获取工资也成为这些地区的重要特征。在2000年,有57.3%的家庭至少有1人从事非农劳动,有15.8%的家庭至少有2人从事非农劳动,在2004年,打工家庭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这说明通过非农劳动取得工资已成为不发达地区农村家庭获取稳定收入的重要手段。 农村家庭成员从事非农活动是儿童生活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离家外出打工者比例呈上升趋势则是更为重要的另外一个特征。从甘肃省总体来看,在本地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由2000年的4.1%下降到2004年的3.3%,下降了20.2%,而外出从业收入则由2000年的6.3%上升到2004年的9.7%,上升了53.9%。根据样本数据,打工者从事非农劳动的地域正逐渐外扩,由原先的本村、本县外乡和本乡外村为主,转变为外省、本县外乡和本省外县为主(表2)。出省打工的人数比例由2000年的12.3%猛增到2004年的28.5%,而在本村从事非农劳动的人数比例则从2000年的37.4%迅速下降到2004的15.4%。 父母外出打工地点的改变有可能对儿童生活的家庭环境造成重大冲击,这种冲击很可能体现在父母是否居住在家中。据样本数据,所调查农村地区外出打工者离家居住超过9个月的比例至少有30.1%。如果考虑到部分打工者从事季节性务工,或者再考虑在家至少居住3个月、而其余时间均从事非农劳动的打工者,那么该比例数可能远远超过30.1%。 表2 外出打工者到不同打工地的比例
在农村地区,父母外出从事非农劳动将使家庭收入增加,对子女教育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同时,外出打工又将减少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时间投入,父母不能在平时辅导子女学习,不能与子女进行交流,也不能了解子女学习的环境变化,更不能对其心理成长给予健康的指导和监督,因此,外出打工又不利于孩子的教育。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伴随家庭对子女教育收入约束的放宽,有更多的孩子会丧失学习兴趣或者学习成绩出现下降,并最终辍学。现实中,父母外出打工行为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究竟是放宽收入约束所带来的正效应更为明显,还是减少监管指导子女时间所带来的负效应更为突出,就成为一个实证问题。因此,研究父母外出从事非农劳动对儿童教育环境的影响,将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新约束,而且能够使我们从政策层面采取积极措施消除这种约束因素,为最终增加不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彻底消除贫困提供科学依据。 三、初步结论及其政策内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和几点启示: 第一,目前不发达地区儿童辍学率伴随年级提升呈倒U型变化,留级率呈U型变化;同时,辍学发生率呈增长趋势。上述情况可能与父母对大学较高的教育投资回报率预期有关。 第二,尽管家庭收入仍然是造成不发达地区农村儿童辍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其对辍学的影响力正被儿童自身对学习兴趣的减弱和不良学习成绩等非收入因素所替代。影响子女辍学的原因正在从原来的收入因素转向非收入因素。 第三,家庭环境的变化是造成孩子学习兴趣减退和学习成绩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而学校教学质量等学校环境因素对辍学影响并不突出。 第四,尽管稳定的打工人数比例说明儿童家庭的结构变化不大,但打工地点的改变可能对儿童生活的家庭环境产生一定冲击,最终造成儿童学习兴趣减退、学习成绩下降。 第五,在制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制定配套政策措施,以减轻因父母外出打工所造成的儿童学习兴趣减退和成绩下降等负面影响,避免短期增加收入政策良好绩效被长期牺牲下一代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所抵消。
(朱希刚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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