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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非典与中国农业经济——影响与对策”[1] 研究简报 总第八期
2003年6月9日
在“SARS”情况下，粮食安全与农业结构调整的应对策略 2002年11月16日，我国广东省出现首例传染性极强的非典型肺炎(SARS)病例。随后SARS以及快的速度传播到香港、北京、河北，内蒙、山西等城市，并通过从疫区回乡的农民工，向农村传播。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社会经济研究者高度重视农村“SARS”传染病发病情况，各级政府和农村采取了严格的行政管理措施，严防“SARS”向农村地区扩散。在全国“群防群治”的形势下，“SARS”终于未能最终在农村造成巨大危害。但是，“SARS”给高速发展的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首先鉴于传染病隔离特性，传染病的发生损害了中国是世界上安全旅游国度的声誉，给国家旅游，服务和第三产业造成巨大损失。同时，由于传染病的输出性，“SARS”损害了中国的国际政治形象，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正常交往制造了麻烦，并产生较大的经济损失。其次，“SARS”给我国农业和农民收入带来负面影响。第一，“非典”危及农民收入，据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测算“SARS”因损害国民经济总体而使农民收入遭受的损失为人均13.37元，因农产品出口变动对农民人均收入带来的损失为人均3.44元，“SARS”迫使农民工逃离疫区城市,
由此对农民收入带来的经济损失为人均9.55元，“SARS”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负面影响合计为28.7元，占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16%。第二，受“SARS”影响，2003年外贸净出口将比2002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预计外贸净出口将比2002年减少约70亿美元，合人民币约为560亿元。目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值大约占出口总值的4.8%，由此推算因“SARS”影响，农产品出口值将减少26.88亿元。 “SARS”虽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危害，但是“SARS”突发事件也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反思机会。从经济角度上讲，这次突发事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潜在危机。 一、我国粮食安全的紧迫性与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及安全与调整协调的艰巨性 近年来，农民种粮不增收的现象由于我国粮食生产的相对过剩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如国家实施中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战略，对退耕还林的农民实行资金和粮食补贴，鼓励农民从事具有价格和质量竞争力的农业生产如经济作物或家畜生产。按照区域优势理论，国家把东部沿海地区作为纯粮食输入地区，安排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向更具价格竞争力的花卉园林蔬菜家畜水产生产。同时，鉴于我国加入WTO来自国际市场农产品竞争的压力，我国粮食主产区也纷纷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积极发展农区畜牧业，经济作物，优质玉米小麦大豆种植，一时间，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业收入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旋律，在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三大历程中，从未有过如今喜人的局面。 然而，关于我国粮食生产安全的呼声并未因之而熄灭，在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呼声随着不断下降的粮食生产量而高涨，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陈吉元教授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有过粮食丰收而麻痹大意的教训，而去年（2002），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锐减九千万亩，减幅达百分之九，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据悉，各地今年仍然打算进一步减少粮食播种面积。陈吉元指出，中国目前的粮食过剩实际上只是一种低水平的、有限的过剩，如果每个中国人早上多喝一杯牛奶，这种过剩马上就烟消云散。一旦遭遇到大面积、毁灭性的自然灾害，粮食问题就会很严峻地显露出来。他警告说：“老天爷不会年年都帮忙的”。
现实的情况使人担忧，中国粮食生产从1998年到2000年的3年间，总产减少500多亿公斤，减幅达9.84%。2000年，我国粮食总产4.6268亿吨，2002年，
我国粮食播种面积15.91亿亩，总产4.5264亿吨，比2000年又减少2.1%，人均粮食产量为360公斤。两年产量和人均占有均低于“百皮书”预测值。众所周知，在我国人口基数近一二十年不能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粮食生产的极不稳定对我国意味什么。 一部分学者出于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目的，认为世界上发达国家只要放开生产，中国粮食是不会发生危机的，不需要100%的自己生产，购买或许更经济，这只是基于一厢情愿，并不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现时的世界越来越显现强权政治，中国能将自己的命运置于他国的胁迫下吗？ 我们不能无视我国粮食生产的弱势和结构调整对于弱势农业的重要性。农业结构调整的现实意义是根据消费需求的变化和资源、技术、社会条件的不同，对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的调整，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其目的在于优化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粮食安全与农业结构调整本质上讲都是需要同样土地禀赋资源的农业生产，只是生产类型侧重点的不同，一方面的发展必定会占用另一方面的资源，本质上就是不易协调的一对矛盾。对于“SARS”突发性灾难而言，粮食生产的意义比结构调整更为重要，安全比调整更为需要。解决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确实与我国粮食安全存在“所需资源的稀却性与冲突性”
和“粮食安全生产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的艰巨性”。但是，无论如何，粮食安全是第一位的，结构调整是第二位的。结构调整是粮食生产的高级阶段，没有粮食的安全生产，结构调整便是无源之水。 二、“SARS”为粮食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 “SARS”显现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两个方面的潜在危机：第一，“SARS”引发粮食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平时代，公众的“抗震”能力是有限的，传染病“SARS”初始在广东省流行时，广东的市面上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抢购风潮，数月后，
同样的一幕由于同样的原因发生在首都“北京”，且以粮食为主要抢购对象。可以想象，如果发生比“SARS”疫病更严重，
破坏力更强，
持续时间更长的灾难，造成粮食生产供给发生严重问题，我们的社会将会成怎么样的一种情况。第二，“SARS”突发性灾难破坏农村粮食生产供给。“SARS”虽未对农村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危害，但是通过“SARS”我们可以预期自然灾害的严重性，
也可以想象战争的危害，这些灾害能够造成农村地区人员和财产的巨大伤亡和损失，使农业生产失去动力，造成粮食供给困难。 三、“SARS”为农业结构调整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决定农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实现；生产必须满足消费；生产者具理性预期。 农业结构调整本质就是通过市场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满足生产者利润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实现。市场在优化农业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存在着影响市场出清的不确定性因素，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就是市场风险。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讲，对于市场风险的不同态度，导致不同的生产和消费结果。生产、消费者对于市场风险的态度来源于自身对于风险的理性与非理性预期，而这种预期往往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之上。 对于确定性因素，生产者和消费者往往是理性的，对于风险的偏好或为中性或具强偏好。对于不确定因素，生产者和消费者往往失去理性预期，要么厌恶风险，要么强偏好风险。这种偏好导致对即期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中期和长期而被放大。 不确定因素发生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预测的，但是他会被理性人产生记忆，而且不确定因素的作用越大、越特殊这种记忆就越深。“SARS”瘟疫的特殊性在于它完全不在人们的理性预期之内，也完全出乎人们认知范围之外，因而“SARS”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消极的意义上讲，他破坏了经济秩序和利润，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新秩序的产生使得人们更为理性。 四、对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首先，农业生产要以粮食安全为主要目的，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结构调整。 第一、依法保护基本农田，确保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给能力，确保粮食生产的大致平衡。根据我国“中国粮食白皮书”预测计划（“在正常年份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的前提下：①粮食的播种面积：稳定在1.1亿hm2
；②提高粮食单产：保证粮食单产在1996－2010年之间每年递增l％，2010－2030年之间每年递增0.7％（注：过去46年之间，中国粮食单产的年递增率为3.1％）；③保证粮食单产增加的措施：增加灌溉面积，增加化肥等农用物资的投入，普及、更新优良品种，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等。依靠科学技术实现和确保我国粮食大致平衡。第二、加强国家储备粮基地建设，确保灾难发生后的粮食应急供给能力。第三、加强建设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系统，包括构建农业和农村危机的评价指标体系；农业和农村危机的预测和预警体系；农业和农村危机信息处理和信息披露机制；危机损失评估体系、控制体系、补偿机制、保险体系、危机公共管理与协调体系、公共预算投资体系等，以降低突发性灾难所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同时能够评估危机可能产生的风险、损失，提高农村抗灾自救能力。第四、直接补贴粮食生产者。包括正常条件下的补贴和危机状况下的补贴。第五、加快农民生产组织发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生产效益。第六、促进我国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变革农村农业生产方式。 其次，依靠科学技术，实施粮食安全与结构调整有效整合。第一、提高现有耕地单位面积产量。通过改造中低产田、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等工程和生物措施，以达到提高粮食生产的目的。
第二、开发后备耕地资源，扩大耕地面积。弥补结构调整用地。第三、利用非粮食食物资源潜力，提高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能力和方式。比如，我国水域、草原、山地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据统计，全国1747万公顷内陆水域中，可供养殖的水面675万公顷，目前利用率仅为69％；可供养鱼的稻田670万公顷，利用率仅为15％；海水可养殖面积260万公顷，利用率仅为28％。努力提高现有水域的生产能力，保持水产品继续快速增长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又如，我国现有草地面积3.9亿公顷，其中可利用面积3.2亿公顷，居世界第三位，若将其中的大部分建设成人工草场，提高草原畜牧业集约化水平，就能增加大量的畜产品。还有中国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70％，具有发展木本食物的良好条件，增加木本食物的前景也十分广阔。第四、合理设计和计算农业结构调整和粮食安全生产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包括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市场竞争率，流通加工率，粮食自给率，粮食商品率，粮食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率。 （黄德林） （版权所有，转载转摘请与本课题组联系）非典与中国农业经济 主办：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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